收拾床下的旧匣子时，一张塑封的客车票从褪色的笔记本里滑落，边角已被岁月磨得毛糙，像极了老家山间那棵老榆树的枯皮。票面上的“县城”二字被水汽晕染开来，却恰好戳中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——那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，村口的土路蜿蜒在绿野间，每天只过两趟班车，车轮碾过，扬起的尘土里总混着榆钱特有的清苦气息。
家乡的晨雾里，总萦绕着榆钱的清香。村口那棵老榆树，该有上百年了吧。皲裂的树干上爬满青苔，虬曲的枝桠斜斜地探过青砖瓦房的屋檐，每到四月，细碎的榆钱便纷纷扬扬地洒进院子，落得我家阳台一片青翠。我家住在沟里为数不多的小楼里，傍晚时分，夕阳把远处的山尖染成熔金色，父亲开着车，披着一身霞光拐进土路，车后座常堆着些陌生的水果和玩具。那时的日子是优渥的，父母应酬多，却总带着我。我坐在酒桌角落的高脚凳上，看父亲与王叔叔碰杯时手表反射的光，听李阿姨夸我羊角辫上的发饰好看。临走时手里攥着的水果糖，糖纸在路灯下映出彩虹般的光晕，那甜里，也裹着榆钱的清香。
最疯的还是和阿梅、小宇一起爬后山。土坡陡滑，我们却总爱踩着露水上去摘野草莓，裤脚沾满苍耳，往往才到半山腰，就被母亲们的喊声叫住。母亲叉着腰站在老榆树下，语气里带着嗔怪，眼底却藏着笑意：“再往上跑，小心被家雀啄了眼睛！”我们吐吐舌头往回跑，榆钱落了满身，像是穿了件碎绿的小裙子。那时从没想过，这样的日子会像指间的水果糖，化得悄无声息。
十一岁那年秋天，老榆树的叶子落得格外早。霜降未至，枝头便已光秃，连平日里聒噪的麻雀也都不愿停留。父亲把“房屋出售”的告示贴在窗玻璃上时，我正和阿梅在树下埋玻璃球。告示牌撞上树干的闷响，惊得最后一片枯叶簌簌落下。阿梅手里的玻璃球“嗒”地砸在石头上，裂出的细纹，像极了老树皲裂的树皮。打包行李那几日，母亲总对着阳台外的山坳发呆，指尖捻着几片干枯的榆钱；父亲接电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，眼里浮着一抹我看不懂的烟云。离开那天，晨雾浓得化不开，客车的引擎声刺破寂静，老榆树的枯枝在雾里抖着最后几片黄叶。我扒着车窗回望，枯树、小楼、雾里阿梅泛红的眼眶，都渐渐缩成模糊的小点，终被山路的拐角彻底吞没。
新家在县城的单元楼里，楼群密密地遮天蔽日，没有晨雾，没有榆钱香，更没有可以攀爬的山。父母不再频繁应酬，餐桌上的热闹被沉默取代。起初，王叔叔还会拎着老家的核桃来串门，后来成了每月一次的电话，再后来，连号码也成了空号。那年春节给阿梅打视频，她对着镜头叹气：“老榆树没熬过冬天，被雪压断了主干，开春就砍了，村口盖了新超市。”屏幕里，她身后的霓虹灯闪烁。我看着桌上那盆绿萝，突然发现掌心的坚硬，早已不是爬树磨出的老茧，而是敲键盘留下的薄茧。
后来有一年深秋，在楼下偶遇一个卖榆钱青酱的老人。玻璃罐里的酱泛着暗绿，像极了老榆树最后一季的颜色。我买了一罐，拧开盖子的瞬间，晨雾、鸟鸣、母亲的笑骂突然一齐涌来，眼泪砸在冰凉的玻璃罐上，碎成的水珠里，竟映出老榆树枝繁叶茂的模样。那晚，我梦见自己和阿梅还在树下埋玻璃球，榆钱落满肩头，像穿着件绿纱裙。父亲的车停在路口，后座的橘子糖，糖纸和榆钱落在一处，分不清哪片是甜，哪片是香。
前几年，我终于还是回去了一趟。客车驶进土路时，我攥着扶手望向曾经熟悉的弯道，野草莓丛早已被杂草覆盖。村口的老榆树踪迹全无，超市的灯光刺得人眼疼。只有我家那栋小楼还在，新主人在阳台上种了君子兰，再没有榆钱落满窗台。阿梅成了超市的收银员，小宇开货车跑运输。我们难得一见，在镇口的小饭馆点了小时候最爱吃的菜，却嚼出一阵清苦。说起当年爬树摘榆钱、被母亲追打的往事，笑出的眼泪里，都裹着岁月的咸。离开时，我在当年埋玻璃球的地方挖了半天，没找到玻璃球，却翻出半片褪了色的糖纸。客车驶离时，我没有再扒窗回望，只是把那张糖纸夹进了笔记本。我忽然明白，物是人非从不是结局。那些藏在榆钱香里的笑声，父亲爽朗的交谈，母亲亲切的呼唤，早已像那罐榆钱青酱，融进了我的骨血里。
如今，我在宿舍窗台养了一盆榆钱苗，是从老家山坳挖的根须培育的。它虽未枝繁叶茂，却总在清晨泛着清亮的露水。偶然抬头时，总会想起老榆树的枯荣，与我的迁徙。原来，乡愁从不是困于过往的枷锁，而是老榆钱落在心田的种子。即便原树已枯，它仍能在记忆里抽枝发芽。那些藏在榆钱香里的岁月，早已化作掌心的温度，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照亮我步履不停的前路。让我每一步前行，都带着故乡的底色。
又是一年春。是榆香，也是余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