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在水钢街头，遇到邹老师，忙毕恭毕敬地问候：“邹老师好！”邹老师也是惊喜，“小郑，是你啊”，边伸出右手向我迎面走来。

一阵寒暄，老师关心地问到“工作顺利吧？”“最近在读哪方面的书？”“小孩大学毕业了没？”一一回答了老师的问题，也关心了几句老师的身体。“身体还行，这不，正准备去公园锻炼一下。”八十多岁的邹老师，一身运动装显得精神矍铄，状态饱满。

30年前，邹老师是我就读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水钢分校的政治经济学、合同法等课程的授课老师。老师一口浓烈的湖南口音，永远是笑眯眯的神情。课间休息时，老师会走到我们中间，与我们谈一些当下流行的话题。邹老师是父辈，是吾师，亦是朋友。

邹老师是老师，按理他就是理论、就是权威，但在研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时，课堂上的他总是爱用商榷的口气和我们共同探讨，笑眯眯地容我们发表观点，毫无“师者霸权”，这点，足让学生们折服。

邹老师的治学态度影响了我几十年，缘于他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。那时，我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毕业论文，交给了邹老师。我心想，写毕业论文还不是小菜一碟，只要老师在反馈意见上写上“可以”，等到答辩就行了。

谁承想，几天后我被请进了办公室，邹老师是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你的论文要重写！”论文要重写？这当头一棒让我蒙了圈，焦急地询问为什么。老师解释道：“我听其他同学说，你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那么你的这篇论文就是在应付差事，不是你的真实水平。”见我有抵触情绪，老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论文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水平，而且论文成绩也是要载入学籍档案的，你有文字功底为什么不写出更好的论文？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为水钢的经营生产写出一篇建言献策的论文呢？”

就这样，我的毕业论文初稿被打入了冷宫，要求重写。重写论文就意味着要重新选题、重新写提纲，抱着赌气的心态，我给邹老师报出了几个题目，心想：你让我写哪个就写哪个。老师认真思考后，帮我确定了选题，审定了提纲。有了方向，我开始到选题所涉及的单位做调查。采访调研并不困难，只是在那个电脑还不普及的年代，我只能一本书一本书地翻查资料、做笔记，然后在方格稿纸上一遍遍写文字、改论文。

“你这些数据是从哪儿来的？”“我觉得这方面的论据还不充分。”“如果你是管理者，这个问题你希望怎样解决？”“这个地方应该用逗号……”论文从第一稿就被老师改得箭头满天飞惨不忍睹，到改得越来越少，最后定稿。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里，我被邹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彻底折服，这在后来写年度工作报告、写总结、写领导讲话稿等一些重要稿件中一直深深影响着我。“不求标新立异，只求实事求是”，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。

论文数易其稿，论点论据烂熟于胸。在答辩时，我做到了对答如流，论文和答辩都得了高分。与其说我给老师“长了脸”，不如说是老师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学术水准和学无止境。

30年过去了，邹老师已是耄耋之年，祝愿我的邹老师健康长寿，笑口常开。